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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11日，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新出台的学前教育法的相关内容，其中有关“背景调查”的内容引发关注:“规定幼儿园聘任教师等工作人员应当报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并进行背景查询和健康检查；存在可能危害儿童身心安全、不宜从事学前教育工作情形的，不得聘任。”

这项立法指向的是如何完善未成年人保护的“学校保护”工作。幼儿园里的孩子均为几岁大的幼童稚妞，更为脆弱也更应加强保护。而近年来，幼儿园学龄儿童遭遇侵害的新闻层出不穷，挑战家长敏感神经的同时，也屡屡挑战公众的认知底线。

从2012年“浙江温岭女幼师虐童案”开始，“幼师虐童”的新闻开始进入新闻界与学术界的视线。类似恶性事件频次多发，性质恶劣日甚一日。在“复数实验室”2020年8月发布的报告《数说2974件虐童案》里，教师已经占到了28.73%之多。从侵害形式来看，幼师虐童从一开始拳脚相加的单纯体罚行为，到捆绑、针扎的虐待，再到投毒乃至性侵害的残害，恶劣程度屡屡跌破下限。

从侵害主体看，从单人单次的偶发虐童，到单人多次的长期虐童，再到多人协同的“组团虐童”，幼儿园里的儿童侵害事件呈现出“半公开化”甚至是“组织化”的可怖迹象。在2022年的“江苏启东捆绑虐待男童案”中，三名女教师一边捆绑殴打幼童、一边拍摄上传取乐，场面惊悚犹如集中营；近期爆出的“六安幼儿园虐童案”中，两名女教师以竹签扎嘴、提腿倒立的方式虐待孩子，第三名女教师竟对此熟视无睹。

为何幼儿园工作人员尤其是幼师，会成为虐童案里高发的加害者？这一现象有着深刻的社会学与心理学成因。幼童本来就是最为脆弱的人类群体，最需要的是小心呵护与善加引导。但也正是因为幼童群体的这一特点，那些心理阴暗之人，也会主动向儿童扎堆的地方聚集，名义上的保护者反而变成实际上的加害者。即以西方的情况来看，教堂里的神父反倒是侵害儿童的高发群体，“神父性侵上万儿童事件”这样的事例印证了另类的“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

正因如此，对于包括幼师在内的幼儿园工作人员而言，他们属于日常密切接触儿童的职业，因此教育主管部门也就需要建立相应的制度，防止潜在的奸宄之徒“主动”进入幼儿园作案。近年以来，教育主管部门与公检法机关也进行了相应的制度建设工作。

2022年11月最高法会同最高检、教育部下发的《关于落实从业禁止制度的意见》，其中明确规定，教职员工实施性侵害、虐待、拐卖、暴力伤害等犯罪的，法院有权判其不得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工作。教育部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新增第62条，针对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工作规定了终身禁业制度，明确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招聘工作人员时，应当依法向有关机关查询应聘者是否具有性侵害、虐待、拐卖、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记录，发现其具有前述行为记录的，不得录用。

隐患甚于明火，预防重于救火。从业禁止制度只能称得上是事后补救，防患于未然的事先排雷无疑更为重要，这就是背景调查制度，此次教育部提出的“背景查询与健康检查”即属此类。事实上，有关“背景调查”（background check）制度在其他领域均有丰富实践：企业招人要做背调，涉密涉政机构招录时要做政审。对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幼儿园工作人员，也理应建立更为严格的背景调查制度。

在2023年的“承德宽城虐童案”中，涉事女幼师被曝光并没有教师资格证，舆论一片哗然，这显示了目前幼师入职资格过于宽松、背景调查不够严格的问题。而从不少“组团虐童”乃至是“一边虐童一边拍摄上传”的案例来看，一纸教师资格证并不一定就能将那些心理阴暗乃至“仇童”“仇孩”的极端分子挡在幼儿园的大门外。无论是施虐狂、恋童癖还是其他极端思想者，教资考试是无法有效筛选的。

因此，“背景查询和健康检查”的范围，确实应当扩大到“存在可能危害儿童身心安全、不宜从事学前教育工作情形”，这涉及到很多具体而微的筛查内容，比如幼师候选人的社媒内容、心理健康状况、人际关系图谱、公开场合的发言，等等。一旦发现幼师候选人存在“逆天发言”，关注了极端思想的社媒账户，又或者在精神健康上存在问题的话，主管部门就应从严筛查其入职资格。

总之，在学前教育法中加入“背景调查”的内容是一项富有创见的举措，调查对象也覆盖了包括幼师在内的全体幼儿园工作人员。就调查内容而言，其实还不妨进一步细化与完善，严防可能的奸宄之徒混进幼儿园的门墙，保障未来的主人翁拥有一片天真开阔的成长天地。

王兢

责编 陈斌